第5章 行于天地,再遇自己(2/5)
车后轮垫牢。
否则车一滑坡,必然坠入万丈深谷,则我们和车岂不就成了齑粉了吗?我确实有点慌了起来;但司机却说汽车患了“高山反应症”,神态自若。
我真有点摸不清,他说的究竟是真话,还是笑话?但见他从容不迫,把车上的机器胡鼓捣了一阵,忽然“砰”的一声,汽车又发动起来了。
我的心才又回到腔子里。
汽车盘旋上山,皆大欢喜。
真正到了山顶了,我急不可待,立即开门想下车。
别人想拦住我,但没有拦得住,连忙给我把制服上衣穿上,车门刚开了一个小缝,一股刺骨的寒风立即狂袭过来。
原来山下气温是三十二三摄氏度,而在这里,由于没有寒暑表,不敢乱说,根据我的感觉,恐怕是在十摄氏度以下。
我原以为是个累赘、一点用处也没有的毛衣,这时却成了至宝。
我忙忙乱乱地把它穿在制服外面,别人又在我身上蒙上了一件风雨衣。
这样一来,上半身勉强对付,但是我头顶上的真正的纱帽却不行了。
下面的裤子也陡然薄得如纸。
现在能有一件皮袄该多好呀!我浑身哆哆嗦嗦,被三个年轻人架住双臂,推着背后,踉踉跄跄,向前迈步,山风迅猛,刺入骨髓。
别提我有多么狼狈了。
有人拍了一张照片,我自己还没有看到。
我想,那将是我一生最为可笑的一张照片了。
但是,我的苦难历程还没有完结。
我虽然已经站在我渴望已久的天池边上,却还看不到天池,一座不高不低的沙堆挡住了我们的去路。
我此时实在已经是精疲力尽,想躺倒在地,不再动弹。
但是,渴望了几十年,又冒酷暑不远数千里而来,难道竟能打退堂鼓功亏一篑吗?当然不行!我收集了我的剩勇,在三个年轻人的连推带拉之下,喘着粗气,终于爬上了沙丘。
此时,天空虽然黑云未退,蓝色的天池却朗朗然呈现在我的眼前。
啊,天池!毕生梦寐以求,今天终于见到你了。
天池实际水面高程为两千一百九十四米,最大水深三百七十三米,是我国最高最深的淡水湖。
有诗写道:“周回八十里,峭壁立池边。
水满疑无地,云低别有天。
”池周围屹立着十六座高峰,峰巅直刺青天,恐怕离天连三尺三都不到。
时虽盛夏,险峰积雪仍然倒影池面。
白雪碧波,相映成趣。
山风猎猎,池面为群山所包围,水波不兴,碧平如镜。
真是千真万确的大好风光,我真是不虚此行了。
但是,我一下子就想到了盛名播传四海的天池水怪。
在平静的碧波下面,他们此时在干些什么呢?是在操持家务呢?还是在开会?是在制造伪劣商品呢?还是在倒买倒卖?是在打高尔夫球呢?还是在收听奥运会的广播?是在品尝粤菜的生猛海鲜呢?还是在吃我们昨天在延吉吃的生鱼片?……问题一个个像连成串的珍珠,剪不断,理还乱。
有人拍了一下我的肩膀,我蓦然醒了过来,觉得自己真仿佛是走了神,入了魔,想入非非,已经非非到可笑的程度了。
我擦了擦昏花的老眼:眼前天池如镜,群峰似剑。
山风更加猛烈,是应该下山的时候了。
我们辞别了天池,上了车,好像驾云一般,没有多少时间,就回到了山下。
顺路参观了著名的长白瀑布,品尝了在温泉水中煮熟的鸡蛋,在暮霭四合中,回到了天池宾馆。
吃过晚饭,躺在床上,辗转反侧,无论如何也难以入睡。
在朦朦胧胧中,我仿佛走出了宾馆。
不知道怎么一来,就到了长白山巅,天池旁边。
此时群山如影,万籁俱寂。
天池水怪纷纷走出了水面,成堆成堆地游乐嬉戏,或舞蹈,或唱歌,或戏水,或跳跃,一时闹声喧腾,意气飞扬。
我听到他们大声讲话:
“你看这人类多么可笑!在普天之下,五湖四海,争名夺利,钩心斗角,胜利了或者失败了,想出来散散心,不远千里,不远万里,冒着生命危险,来到我们这里,瞪大了贪婪罪恶的眼睛,看着天池,其实是想看一眼被他们称为‘天池怪兽’的我们。
我们偏偏不露面,白天伏在深水里,一动也不动。
看到他们那失望的目光,我们真开心极了!”
“我们真开心极了!”
“我们真开心极了!”
“万岁!”
此时闹声更喧腾了,气氛更热烈了——
“还有人居然想给我们拍照哩!”
“听说已经有人把照片登在报纸上了!”
“这两天又风风火火地谣传:一家电视台悬赏万金,要拍我们的照片哩!”
“真是活见鬼!”
“真是活见鬼!”
“谁要是让他拍了照,我们决定开除他的怪籍,谁说情也不行!”
“万岁!万岁!”
此时喧声震天,波涛汹涌。
我吓得浑身发抖,不知所措。
赶快撒腿就跑,一下子跑到了宾馆的床上。
定一定神,才知道自己刚才做了一个梦。
第二天一大早,我们就在晨光熹微中离开了天池宾馆。
临行前,我曾同李铮到原始森林的边缘上去散了散步,稍稍领略了一下原始森林的情趣。
抬头望着长白山顶,我向天池告别。
我相信,我还会回来的。
但是,我向天池中的怪兽们宣誓:我绝不会给他们拍照。
1992年8月8日写于北京大学燕园
义工
“义工”这个词,是我来到台北后才听说的,其含义同大陆上的“志愿者”有点近似。
说是“近似”,就是说不完全一样。
“义工”的思想基础是某种深沉执着的信念或者信仰,是宗教,也能是伦理道德的。
大陆上的志愿者,当然也有其思想基础,但是不像台湾义工那样深沉,甚至神秘。
我在《法鼓山》那一篇随笔里提到,我是在法鼓山第一次听到“义工”这个词的。
原来那一天我们在法鼓山逢到的那些青年女孩子,除了着僧装的青年尼姑外,其余着便装的都是义工。
她们多数来自名门大家,在家中有成群的保姆伺候着,衣来伸手,饭来张口,是地地道道的大小姐,掌上明珠。
但是,她们却为某一种信念所驱使,上了法鼓山,充当义工。
为了做好素斋,她们拼命学习。
这都是些极为聪明的女孩子,一点就透。
因此,她们烹制出来的素斋就不同凡响,与众不同。
了解到这些情况以后,我的心为之一震。
我原来以为这些着装朴素、态度和蔼、轻声细语、温文尔雅的女孩子,不外是临时工、计时工一流的人物,现在才悟到,我是有眼不识泰山。
正像俗语所说:“从窗户眼里向外看人,把人看扁了。
”我的心灵似乎又得到了一次洗涤。
远在天边,近在眼前,我哪里知道,原来天天陪我们的两位聪明灵秀的女孩子就是义工。
一个叫李美宽,一个叫陈修平。
她们俩是我们的领队,天天率领我们准时上车,准时到会场,准时就餐,又准时把我们送回旅馆。
坐在汽车上,她们又成了导游,向我们解释大马路上一切值得注意的建筑和事情,口齿伶俐得如悬河泻水,滔滔不绝,绝不会让我们感到一点疲倦。
她们简直成了我们的影子,只要需要,她们就在我们身边。
她们的热情和周到感动着我们每一个人。
我原来以为,她们是大会从某一个旅行社请来的临时工,从大会每天领取报酬,大会一结束,就仍然回到原单位去工作。
只是在几天之后,我才偶然得知:她们都是义工。
她们都有自己的工作岗位,在法鼓大学召开大会期间,前来担任义工,从凌晨到深夜,马不停蹄,像走马灯似的忙得团团转,本单位所缺的工作时间,将来会在星期日或者假日里一一补足。
她们不从大会拿一分钱。
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不是非常感人吗?
我没有机会同她俩细谈她们的情况,她们的想法,她们何所为而来,以及她们究竟想得到些什么。
即使有机会,由于我们的年龄相差过大,她们也未必就推心置腹地告诉我。
于是,在我眼中,她们就成了一个谜,一个也许我永远也解不透的谜。
在大陆上,经济效益,或者也可以称之为个人利益,是颇为受到重视的。
我绝不相信,在台湾就不是这样。
但是,表现在这些年轻的女义工身上的却是不重视个人利益。
至少在当义工这一阶段上,她们真正是毫不利己、专门利人的。
对于这两句话,我一向抱有保留态度。
我觉得,一个人一生都能够做到这一步,是完全不可能的。
在某一段短暂的时间内,在某一件事情上,暂时做到,是可能的。
那些高呼毫不利己、专门利人的人,往往正是毫不利人、专门利己的家伙。
然而,在台北这些女义工身上,我却看到了这种境界。
她们有什么追求呢?她们有什么向往呢?对我来说,她们就成了一个谜,一个也许我永远也解不透的谜。
这些谜样的青年女义工有福了!
1999年5月9日
重返哥廷根
我真是万万没有想到,经过了三十五年的漫长岁月,我又回到这个离开祖国几万里的小城里来了。
我坐在从汉堡到哥廷根的火车上,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事实。
难道是一个梦吗?我频频问着自己。
这当然是非常可笑的,这毕竟就是事实。
我脑海里印象历乱,面影纷呈。
过去三十多年来没有想到的人,想到了;过去三十多年来没有想到的事,想到了。
我那些尊敬的老师,他们的笑容又呈现在我眼前。
我那像母亲一般的女房东,她那慈祥的面容也呈现在我眼前。
那个宛宛婴婴的女孩子伊尔穆嘉德,也在我眼前活动起来。
那窄窄的街道、街道两旁的铺子、城东小山的密林、密林深处的小咖啡馆、黄叶丛中的小鹿,甚至冬末春初时分从白雪中钻出来的白色小花雪钟,还有很多别的东西,都一齐争先恐后地呈现到我眼前来。
一霎时,影像纷乱,我心里也像开了锅似的激烈地动荡起来了。
火车一停,我飞也似的跳了下去,踏上了哥廷根的土地。
忽然有一首诗涌现出来:
少小离家老大回,
乡音无改鬓毛衰。
儿童相见不相识,
笑问客从何处来。
怎么会涌现这样一首诗呢?我一时有点茫然、懵然。
但又立刻意识到,这一座只有十来万人的异域小城,在我的心灵深处,早已成为我的第二故乡了。
我曾在这里度过整整十年,是风华正茂的十年。
我的足迹印遍了全城的每一寸土地。
我曾在这里快乐过,苦恼过,追求过,幻灭过,动摇过,坚持过。
这一座小城实际上决定了我一生要走的道路。
这一切都不可避免地要在我的心灵上打上永不磨灭的烙印。
我在下意识中把它看作第二故乡,不是非常自然的吗?
我今天重返第二故乡,心里面思绪万端,酸甜苦辣,一齐涌上心头。
感情上有一种莫名其妙的重压,压得我喘不过气来,似欣慰,似惆怅,似追悔,似向往。
小城几乎没有变。
市政厅前广场上矗立的有名的抱鹅女郎的铜像,同三十五年前一模一样。
一群鸽子仍然像从前一样在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