北方官话。

    所以，四川话和北方官话的源头之一都是明朝的南京话，二者都属于官话，四川也成为南方少有的讲官话的地区。

    只是经历了数百年的演变，四川话和北方官话听起来已有差异了，但两地的人彼此听懂是没有问题的。

     再比如说，有的南京朋友去云南旅行，感觉云南一些地方的方言和南京话很像。

    这又是为什么呢？难道云南官话也来自南京？还真是！云南最早的原住民并不是汉族人，也不讲汉语。

    虽然从战国开始就有大量内地人移民云南，但始终未撼动云南原住民占大比例人口的地位。

    在语言上，新来的内地移民被当地人同化，慢慢地也就不怎么讲汉语了。

    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明朝初年，朱元璋为了巩固在云南的统治，向云南大量移民内地人口。

    移民来源主要有两类：第一类是军队，明朝在云南建立了很多卫、所，相当于军事驻屯区，所以不少军人和军属移民到了云南；另外一类移民就是南京人，朱元璋定都南京后，对南京人不放心，认为他们“政治不合格”，所以就强行将大量南京人移民到云南。

    今天很多云南人的家谱上就会写着，其祖上来自南京。

    明朝学者顾炎武就说：“初明太祖之下金陵也，患反侧，尽迁其民于云南。

    ”明朝的移民政策改变了云南的人口构成，来自内地的汉族移民开始成为云南人口的主体。

    大家都是移民过来的，若各自用原来的方言彼此就没法交流了，而南京话使用人数众多，又有政治地位，所以大家就逐渐都用南京话了。

    到了清朝，又有许多四川和湖广的移民进入云南，新旧移民融合在一起，在南京话的基础上慢慢形成了今天的云南话。

    明朝的南京话，其地位就是那个时代的普通话，也是云南话的源头。

    所以，今天南京人听云南话会倍感亲切，毕竟五百年前都是近亲。

     有的朋友会产生好奇：中国这么多方言，古代又不能像今天这样大力推广普通话，那来自不同地区的人交流时岂不是得用翻译？是的，的确有用翻译的，特别是在对普通话一窍不通的闽语地区福建。

    文献记载：清朝时有个叫朱潮远的官员到福建办理一个案子，堂审的时候身边就得有翻译在场，否则真听不懂闽语。

    一国之内，不同地区的人得用翻译才能听懂对方说话，中华文化的确是太博大精深了！ 32古人如何取名字 一说到古人的名字，很多人都会蒙。

    尤其是在《三国演义》里，人物之间一会儿称其名，一会儿呼其字。

    古人的姓、氏、名、字、号都有什么区别？称呼的时候又该注意什么呢？接下来我们就详细讲讲。

     今天我们说的姓氏，在古代其实是两样东西，一个是姓，一个是氏。

    最先有的是姓，《通鉴外纪》解释说：“姓者，统其祖考之所出。

    ”意思是说：姓是为了统一大家共同的祖宗而创立，实质上就是一个部落族群的族号。

    原始社会就已经有代表族号的姓了，一般取之于地名。

    早期人类都会住在河边，所以多用江河名为姓。

    比如说黄帝姓姬，是因为住在姬水附近。

    炎帝姓姜，是因为住在姜水附近。

     另外，原始社会早期是母系氏族社会，在当时的婚姻制度下，孩子只知道母亲是谁，不知道父亲是谁。

    所以，最古老的姓里面都带有女字旁或女字底，上古八大姓“姬、姜、姒、嬴、妘、妫、姚、姞”皆是如此。

    姓代表一个人的血统，所以同姓的人是不能通婚的。

     到了父系氏族社会后，生产力水平提高，人口迅速增加。

    这时，原始部落无法承载所有人口，有的人就从部落分出去独立门户。

    为了给子孙后代区别独立出来的家门，就产生了氏。

    《通鉴外纪》解释道：“氏者，别其子孙之所自分。

    ”意思是说：氏是为了让子孙后代有各自的区别而创立，实质上是一个支脉的徽号。

    那时能独立门户出去的，多是部落里有实力的人物，所以有氏的，一般都是贵族，否则也不好意思给子孙后代起表家门的氏。

    平民和女人是没有氏的，他们只有姓。

    我们可以这样简单理解：一个老祖宗的所有子孙都有一个共同的姓，哪个孙子发达了就出去自立家门，为了和穷亲戚们“划清界限”，可以再给自己创个氏。

     先秦时的贵族男子，一般只称氏而不称姓。

    因为姓是一个血统共用的，高低人等都有，而氏更能体现其高贵身份。

    在《史记》中，司马迁称秦始皇为赵政，很少称其嬴政，因为嬴是他的姓，而赵是他的氏。

    司马迁的称法，较符合当时的真实情况。

    嬴政为啥以赵为氏呢？因为秦始皇当年在赵国出生，故以赵为氏。

     到了秦汉时期，基本没人用姓了，所以姓与氏也不再区分了。

    今天我们说的姓氏，绝大多数情况仅是最初的氏，而并不含姓。

     今天我们说的名字，在古代也是两样东西，一个是名，一个是字，其区别在于“幼名冠字”。

    所谓“幼名”，意思是说名是幼年用的，一般是孩子出生三个月后，长辈给取名。

    所谓“冠字”，意思是说字是成年后才有的。

    冠在古代是成年的意思，古代男子20岁行冠礼，民间也有15岁行冠礼的，行了冠礼就代表这个人成年了。

    成年了就得取个供平辈和晚辈叫的称号，这就是字。

     古人都有名和字，一般来说，名和字的含义是相互呼应关联的，或者说字的含义可以用来解释名。

    比如诸葛亮，字孔明，亮和孔明意思接近。

    周瑜，字公瑾，瑜和瑾都是美玉。

    古人称呼名和字是非常有讲究的，除了长辈，别人都只称你的字。

    《岳阳楼记》里，范仲淹写的是“滕子京谪守巴陵郡”，子京就是字，他的原名是宗亮。

    平辈之间直呼名字是非常无礼的行为，所以古人骂人时才会“指名道姓”。

    即便是君主或上级，也不会贸然称臣下的名，除非是想表达不满。

    但臣下自称的时候，一般会用自己的名，表示恭敬和谦卑。

    所以，诸葛亮在《出师表》中的第一句就是“臣亮言”，而不是“臣孔明言”，这就是自称名以表示恭敬。

     至于号，则是人的外号，大多是文人给自己取的雅号。

    “东坡居士”就是苏轼的号，所以世人也称其为苏东坡。

    有时候号被使用习惯了，人们都忘记了他原有的名字，比如郑板桥，板桥就是号，燮才是名，今人只知道郑板桥，而不知郑燮。

    人们通常根据自己居住地的特征取自己的号，比如苏轼号东坡居士，估计他家东面有山坡。

    陶渊明号五柳先生，因为他家门前有五棵柳树。

    至于欧阳修号六一居士，并不是因为爱过六一儿童节，而是代表“藏书一万卷，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，有琴一张，有棋一局，而常置酒一壶”，再加上欧阳修本人，合为“六一”，是为“六一居士”。

     33古人如何计算年份 所谓纪年方法，是指人们计算年份的方法。

    古人很早就意识到日子不能稀里糊涂过，特别是年份，要有先行后续的概念，以便我们“知远近、较长短”，于是各种纪年方法就应运而生。

    纪年的关键，在于确定一个起始年份，然后累计。

    古代中国是纪年方法最丰富的国家，那么都有哪些纪年方法呢？ 比较早的是“王位纪年法”，即以君主即位那年为纪年起始，累计纪年，又叫君王即位年次纪年法。

    这种纪年方法多见于周朝，周王室以周王即位年次纪年，各诸侯国也用自己君主的即位年次纪年。

    比如《左传》中的曹刿论战篇，开头第一句就是“十年春，齐师伐我”，这里的“十年”指的是鲁庄公十年。

    《左传》是一部为《春秋》作注解的史书，而《春秋》是鲁国的史书，所以《左传》里的纪年都是以鲁国君主的即位年次纪年的。

     中国历史上最早有明确记载的纪年年份是“共和元年”，这就是一个王位纪年法。

    共和元年是公元前841年，那一年周厉王因统治无道被赶下了台，共伯和摄政，代行天子事，于是那一年就纪年为“共和元年”。

    王位纪年法第一次被记载，居然是一个君主被赶下台的年份，这实在颇具讽刺意味。

    从共和元年起，中国历史的记载就从来没有中断过了，尽管纪年方法有很多种，但历史一年接着一年地被记载下来，直到今天。

    近三千年的历史记载，一年也未中断，这是我们中华文明的骄傲！ 古代最常用的纪年方法是“皇帝年号纪年法”。

    它与王位纪年法的区别在于：每个皇帝都有一个专门用于纪年的年号，以年号启用那年为开始，累计纪年。

    这种纪年方法始于汉武帝建元元年，即公元前140年。

    开始的时候，一个皇帝在位期间并非只有一个年号，用几年可能就换一个年号，这叫“改元”。

    老皇帝死了，新皇帝即位，又会启用新的年号，但这不叫“改元”，而叫“建元”。

    古代发生重大意义的事件时就会改元，以示纪念。

    比如汉武帝的“元狩”年号，是因为汉武帝在狩猎时获得了一只珍奇异兽，所以改元。

    卫青和霍去病北击匈奴大获全胜，这件事就发生在元狩四年，即公元前119年。

     汉武帝在位55年，共使用了11个年号，其年号数量在历史上排第三。

    排第一的是女皇帝武则天，她在位21年，共使用了18个年号。

    生活在武则天时代的人，真心不容易，有可能活着活着就忘记自己生活在哪一年。

    明清两朝的皇帝，多是一人一个年号，所以后世多以年号称呼皇帝，比如永乐皇帝、康熙皇帝等。

    年号的使用，还代表着正统与归化。

    清朝康熙年间，江南文人编纂“明史”，书中有些地方不用清朝年号而用了明朝年号，康熙皇帝因此震怒，处决了七十多人。

     年号纪年法对东亚文化圈内其他国家的影响也很大，古代的朝鲜、日本、越南也有自己的年号纪年。

    从唐朝开始，日本学习了中国的年号制度，至今沿用了一千多年，共使用了247个年号。

    本书出版的2019年，也是日本天皇年号的平成三十一年。

    日本选年号多从中国古典文献找出处，最爱用的是《尚书》和《周易》。

    就在王老师写这本书期间，日本公布了即将即位的新天皇的年号“令和”，这个年号打破了一千多年来从中国古典文献找出处的习惯，是第一个从日本古典文献《万叶集》找出来的年号。

     今天我们中国仍在使用一种古代纪年法——“干支纪年法”。

    干支纪年法是利用“十天干”和“十二地支”的排列组合来排序纪年，又名“天干地支纪年”。

    相传，天干和地支创立于黄帝时，最初用于祭祀与占卜。

    天干地支纪年使用的时候，先用第一个天干分别与12个地支顺次组合，然后再用第二个天干分别与12个地支顺次组合，以此