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汉灵帝光和四年（181年）的暮春，颍川郡的桑柘树正抽出新芽。

     孙府后巷的青石板路上，十三岁的孙乾抱着一捆竹简踉跄前行，腰间的玉珏磕在书箱上，发出细碎的清响。

     这是他第三次去郡学借书，父亲临终前攥着他的手说“五经须通读七遍”，此刻竹简上未干的墨香里，还混着药铺里残留的苦参味——半年前，那场夺走父亲的伤寒，让这个以“耕读传家”的士人之家，突然只剩他与寡母相依。

     “乾儿，今日先生讲了什么？”母亲在灶台前转身，鬓角的白发比去年又添了些。

     孙乾将竹简搁在案头，指尖划过《公羊传》里“王者无外，天下一家”的批注，忽然想起课堂上徐庶拍着桌案的激愤：“黄巾贼祸乱州郡，朝廷却卖官鬻爵，这天下何时能安？” 窗外传来里正催促赋税的喊声，檐角的铜铃在风里摇晃，像极了父亲出殡那日，灵幡掠过街角的颠簸。

     颍川多高士，自战国时便有“得颍川者得人才”之说。

     孙氏虽非名门，却因祖父曾为郡中小吏，家中藏得半壁书橱。

     孙乾记得七岁那年，父亲带他去拜访荀氏族人，途经太丘长陈寔的旧居，青石门楣上“德星聚”的匾额在阳光下泛着幽光。

     父亲那时说：“士人立世，当如陈仲弓，以德行化民，以学识正心。

    ” 此刻他摸着案头斑驳的砚台，忽然懂了父亲临终前未说完的话——当乱世的阴影漫过书斋，书生的笔，终要从批注经义转向书写现实。

     十四岁那年，郡学来了位游学的先生，讲《春秋》时竟抛开注疏，直接痛陈“今上失德，宦官弄权，此乃亡国之兆”。

     课堂上的少年们屏住呼吸，唯有孙乾注意到先生袖中露出的半截竹简，上面歪扭地写着“苍天已死”四字。

     课后他追上先生，在桑树下恭敬一揖：“晚生愿闻‘乱世何为’。

    ” 先生盯着他清瘦的面容，忽然笑道：“子不闻‘执干戈以卫社稷’？然书生之剑，在舌，在笔，在胸中之丘壑。

    ” 那夜孙乾在烛下抄录《韩非子》，墨汁三次滴在竹简上，晕开的痕迹像极了郡图上蔓延的战火。

     他不知道，六年后，当黄巾军的火光染红颍川天际时，自己会跟着徐庶踏上流亡之路，更不会想到，那个在桑树下指点他“书生之剑”的先生，竟会在次年死于党锢之祸——临终前托人送来的，是半卷残缺的《盐铁论》，卷尾用朱笔圈着：“明时治世，暗时治身，然士不可忘天下。

    ” 建安六年（201年）的深秋，新野城的夯土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