还是纯粹由他本人撰写的。

     做了数年的补习老师，杨锐其实早就有了各种想法和念头，想要写出来，发出去，只是后世的学术期刊腐败而无趣，登载文章不仅不发稿费，还要向著作人收取数百乃至数千元不等的“版面费”，等级稍高一点的，还得托人拉关系乃至于行贿，身为一名私企的年轻人，杨锐对于如此复杂的工程实在有心无力。

     回到80年代，固有的障碍消失，新的障碍尚未诞生，对于研究者来说，实在是一个再美好不过的时代了。

     杨锐也忍不住会在抄写的文章里，加塞两篇真正属于自己的作品。

     以此时人们对高考的研究来说，他的想法和论述，都是相当有价值的，得以刊登，也是再正常不过了。

     而在老冯眼里，一下子发出了这么多篇文章的人，肯定是个有故事的人，他颇感同情的道：“你要重视起来，哪怕杨锐不理解，你也要理解了以后劝说他，告诉他，现在是改革开放了，时代不同了，以后，再也不会有人说知识越多越反对了，相反，我们会保护人才，尊重人才，重视人才……其实，这位同志应该也是有认识的，你看看，这么多篇文章集中发表，估计也是他多年以来的积累，所谓厚积薄发是不是？人家这么多年没有放弃学习，没有放弃教育工作，那我们有责任也有义务，给这位同志一个交代。

    ” 他显然是将杨锐，看成是运动期间，坚持奋斗和学习的知识分子了。

     别看运动结束了好几年，但写成文字的东西，经历了那个年代的人，还都非常的小心。

     沉静几年的时间才探出脑袋的知识分子，比比皆是。

    不是每个人都有一根粗神经，听到改革的号角就欢呼雀跃了。

     老冯亦是被打倒又重新站起来的人，对“杨锐”这种人分外的同情，很认真地问道：“他现在是什么编制？有没有职务？” 赵丹年仍处于震惊中，喃喃道：“没编制。

    ” “没编制？还是个代课教师？那你还不放人？真胡闹！”老冯的声音提高了，站了起来，快走了两步，又一挥手，缓声道：“也不怪你，这些年下去的同志很多，要重新安排的工